当前位置: wns888.com > 集团文学 > 正文

从乞丐到元首: 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时间:2019-05-17 14:05来源:集团文学
(5) (1)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

(5)

(1)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运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29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wns888.com,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10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
  警方施行反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冲击》,于纪念美国独立节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互相激烈地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作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8月21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有何意义。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大功告成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好像英雄一样受到上宾接待,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终身对他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2)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他从前就是在零下10度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莫里茨公寓”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座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缉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斯坦格尔的苦口气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 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5)

1925—1928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编辑:集团文学 本文来源:从乞丐到元首: 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关键词: